這樁官司打到「更十二審」之前，歷審參與的法官，高達九十九位。然而，在台灣司法史上，這還不是最高的紀錄……
對不懂法律的老百姓、沒有打過官司的當事人來說，「更十二審」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對法律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的數字。
在司法實務上，當檢察官起訴一樁案件，第一審（地方法院）判決後，如果被告或檢察官不服，可以向第二審（高等法院或高分院）提出上訴；第二審判決後，除非是法律規定不能再上訴的案件，否則被告或檢察官不服，還可以繼續向第三審（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如果第三審認為第二審的事實調查、法律適用都沒問題，就會駁回當事人的上訴。完成這套訴訟流程，就是一般所說的「三審定讞」（審判體系尚有「再審」、「非常上訴」等實務，此處不贅述）。
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認定高等法院的調查不完備，或引用法條有爭議，除非最高法院直接改判，否則就會撤銷高等法院的判決，形同「退件」般的把全案發回更審。此時，高等法院重新調查審理的案件稱為「更一審」。
當「更一審」判決之後，如果被告或檢察官不服，可以再向第三審提出上訴。最高法院如果認定全案該查已查、引用法律都沒問題，就會駁回上訴，全案定讞。但是，如果第三審認定案情、證據、法律還是有爭議，或有不明之處，則可再度撤銷第二審的判決，繼續發回調查。此時，高等法院再一次重新調查的案件，稱為「更二審」。以此類推。
顧名思義，「更十二審」這個數字，在司法實務界所呈現的運作情形，是一個案子從地方法院上訴到高等法院，在第二審做出判決後，連續十二次被最高法院撤銷判決，發回重新調查。
也就是說，在「審次」上，這樁官司在地方法院審結了一次，高等法院審理了十三次，最高法院審判了十二次。一樁官司竟然打了二十六個審次，撇開書記官、法警、庭丁、通譯等人力不談，光是法官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就要耗費多少？
我國「三級三審」體系下的審判庭（即合議庭）組成，成員隨著法院審級不同而異。如果是輕微簡易案件，地方法院是一位法官獨任；一般案件或重大案件的審判庭，則由三位法官合議審判。高等法院的案件，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最高法院的合議庭，由五位法官組成。
因此，這樁「更十二審」的官司，歷審參與的法官人數包括：三位地方法院法官、三十六位高等法院法官、六十位最高法院法官。九十九位法官定讞不了一件刑案官司，不得不令人匪夷所思。
即因如此，面對一字排開、高坐堂上的三位法官，柯芳澤、張國隆及林泰治步上堂前，只是麻木般的行禮如儀，淺略點頭致意，而非恭敬鞠躬。因為，他們不知道眼前的這三位法官，是不是有如過去的九十九位法官般，不過是他們司法歲月中的過客而已？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可知，人民的權利先於政府而存在，同樣的，人類是先有爭執起紛，而後才設有法官。因此，設置法官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息爭止訟，並在解決紛爭的過程中凸顯法律的價值，樹立司法的威信。但是，林泰治每走進法庭一次，總不禁如此疑惑著：九十九位法官定奪不了一樁案件，「台灣還要這樣的司法嗎？」儘管他再三搖頭，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向司法低頭；因為，他還是必須進入法院，透過法官執行法律，才能解決他這半生的麻煩。
九十九位法官定讞不了一件官司，還不是台灣空前的數字。我國司法史上最多「更審」次數的官司是「華定國弒母案」，此案締造「更十八審」的紀錄，參與的法官包括地方法院三人、高等法院五十七人、最高法院九十五人，總計參與審判的法官高達一百五十五位。
這件弒母案，發生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華定國的母親華郭梅花在台北市士林區社子家中遭到殺害。在派出所製作筆錄、檢察官驗屍時，華定國的養女華玉兩度承認砍死祖母。不過，在士林警察分局刑事組調查時，華玉翻供，指稱是養父華定國逼姦未遂，被母親撞見，忿而弒母。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台北地檢處（今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郭波起訴全案，認定華定國逼姦於先、弒母於後，又設計嫁禍於女，「惡性重大，罪無可逭」，因此求處極刑。四十天後，台北地方法院判處華定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從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這天開始，華定國案寫下了台灣司法史上「生死判」的傳奇紀錄。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遭到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法官必須主動為被告提出上訴，這叫「職權上訴」。台北地院法官主動為華定國上訴到台灣高等法院後，華定國仍否認弒母，堅稱殺人的是華玉。不過，高等法院支持一審見解，還是判他死刑。判決後，二審法官再職權上訴到最高法院。
但是，最高法院認為全案有部分疑點，撤銷了第二審的死刑判決，把全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更一審時，台灣高等法院再判處華定國死刑。法官再職權上訴，最高法院還是把全案發回。如此來來往往，直到民國七十年九月十一日，高等法院在第十一次更審時判決逆轉，合議庭撤銷第一審的死刑判決，改判華定國無罪，當庭諭令保釋。
從案發後就被羈押的華定國，終於在改判無罪之後第四天踏出看守所大門，重獲自由。不過，他的夢魘並未結束；由於案外案的彼此糾葛，造成他脫離不了司法的枷鎖。
台灣高檢處（今台灣高檢署）檢察官賀恩保當年指出，華定國在案發後強迫華玉換穿血衣所觸犯的妨害自由罪，已被司法判決有罪，並且定讞，如今華定國弒母卻被改判無罪，豈非兩相矛盾？賀恩保檢察官因此提出上訴。
最高法院採納賀恩保的理由，撤銷華定國的無罪判決，再度把全案發回高等法院第十二度更審。不過，此後連續五次更審，高等法院都判決華定國無罪。也就是說，從民國六十三年案發，歷經一審、二審，到民國七十四年的更十七審，華定國總計在十九次判決中，被判了十二次死刑、七次無罪。華定國徘徊在生與死之間。每一次的判決，合議庭的法官都是依法；但是，十九次的判決非黑即白、非生即死。
華定國頻頻被判死刑時，法官依法必須職權上訴；當他不斷獲判無罪時，改由檢察官屢屢上訴。然而，不管是哪一方的上訴，最高法院一概發回重新調查，以致此案更審數字越來越高，累積到了「更十八審」。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定國案終於三審定讞。未料，判決結果又是社會一陣驚呼：「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這個判決有如數學算式：
「生」＋「死」÷２＝無期徒刑
對司法來說，這道算式解決了一樁棘手的官司；但對華定國來說極其諷刺，因為這個判決結果正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經歷四千多天、上百位法官的接力調查，司法判決認定是華定國親手弒母。全案發展至此，乍看落幕。不過，後續的發展，不斷拍案驚奇。
距華定國三審定讞將近一年，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日，監察院通過一項彈劾案，多達十一位監察委員認為當初起訴華定國的檢察官郭波蒐證草率、起訴多憑臆測，並認定承辦員警穆守仁、廖大彬涉嫌連續做偽證，而決定彈劾三人。監察院一波才動，引發全案萬波隨。
穆、廖兩警有沒有做偽證？民國七十六年十月，當初起訴華定國血刃親母的台北地檢處，認定這兩名警察在司法調查華定國弒母案中做出不實證述，檢察官高金枝因此依偽證罪起訴兩警。一樁殺人命案的關鍵證人證詞，同一個地檢處在十三年前後，出現兩個不同的認定。穆守仁、廖大彬兩警被起訴，無異動搖了華定國弒母案的三審定讞真相。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華定國案在司法審判下，「又」一次真相大白。這天，由台北地方法院庭長沈銀和所組成的合議庭，在此案中做出判決上的兩個重要認定：一是穆、廖兩警偽證罪成立，二是華定國強迫養女穿上血衣頂罪的妨害自由罪名，判決無罪。也就是說，一審合議庭認定：此案兇手不是華定國！
判決這天，事隔華定國被三審定讞有罪已經超過兩年。台北地方法院的認定，無異搖撼了最高法院判決的權威。
兩名警員被起訴及判刑、華定國被控妨害自由獲判無罪，這兩個審判上的重要司法發展，在在為這齣已經演了十四年的社會大戲持續加溫，也為華定國弒母案再掀疑雲：死者究竟是誰殺的？
民國六十三年底，一審認定是華定國弒母。八年後，二審認為不是他，改判無罪。又過了五年，三審仍判定是華定國殺人，全案確定。但是，再隔兩年，一審從此案所衍生出來的兩警偽證罪中推翻三審見解，認定兇手不是華定國。
華定國弒母案是台灣社會懸疑公案，在這齣不斷寫下拍案驚奇的大戲中，創造案情高潮的編劇，正是司法。司法寫了劇情，卻沒有寫出完結篇：「兇手是誰？」
這齣連續劇的劇情，已漸漸為人所淡忘。但是，儘管隔了三十多年，這樁命案仍然牽動著台北縣石門鄉老梅村老一輩的居民。
因此，這樁「更十二審」的官司，歷審參與的法官人數包括：三位地方法院法官、三十六位高等法院法官、六十位最高法院法官。九十九位法官定讞不了一件刑案官司，不得不令人匪夷所思。
即因如此，面對一字排開、高坐堂上的三位法官，柯芳澤、張國隆及林泰治步上堂前，只是麻木般的行禮如儀，淺略點頭致意，而非恭敬鞠躬。因為，他們不知道眼前的這三位法官，是不是有如過去的九十九位法官般，不過是他們司法歲月中的過客而已？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可知，人民的權利先於政府而存在，同樣的，人類是先有爭執起紛，而後才設有法官。因此，設置法官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息爭止訟，並在解決紛爭的過程中凸顯法律的價值，樹立司法的威信。但是，林泰治每走進法庭一次，總不禁如此疑惑著：九十九位法官定奪不了一樁案件，「台灣還要這樣的司法嗎？」儘管他再三搖頭，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向司法低頭；因為，他還是必須進入法院，透過法官執行法律，才能解決他這半生的麻煩。
九十九位法官定讞不了一件官司，還不是台灣空前的數字。我國司法史上最多「更審」次數的官司是「華定國弒母案」，此案締造「更十八審」的紀錄，參與的法官包括地方法院三人、高等法院五十七人、最高法院九十五人，總計參與審判的法官高達一百五十五位。
這件弒母案，發生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華定國的母親華郭梅花在台北市士林區社子家中遭到殺害。在派出所製作筆錄、檢察官驗屍時，華定國的養女華玉兩度承認砍死祖母。不過，在士林警察分局刑事組調查時，華玉翻供，指稱是養父華定國逼姦未遂，被母親撞見，忿而弒母。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台北地檢處（今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郭波起訴全案，認定華定國逼姦於先、弒母於後，又設計嫁禍於女，「惡性重大，罪無可逭」，因此求處極刑。四十天後，台北地方法院判處華定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從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這天開始，華定國案寫下了台灣司法史上「生死判」的傳奇紀錄。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遭到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法官必須主動為被告提出上訴，這叫「職權上訴」。台北地院法官主動為華定國上訴到台灣高等法院後，華定國仍否認弒母，堅稱殺人的是華玉。不過，高等法院支持一審見解，還是判他死刑。判決後，二審法官再職權上訴到最高法院。
但是，最高法院認為全案有部分疑點，撤銷了第二審的死刑判決，把全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更一審時，台灣高等法院再判處華定國死刑。法官再職權上訴，最高法院還是把全案發回。如此來來往往，直到民國七十年九月十一日，高等法院在第十一次更審時判決逆轉，合議庭撤銷第一審的死刑判決，改判華定國無罪，當庭諭令保釋。
從案發後就被羈押的華定國，終於在改判無罪之後第四天踏出看守所大門，重獲自由。不過，他的夢魘並未結束；由於案外案的彼此糾葛，造成他脫離不了司法的枷鎖。
台灣高檢處（今台灣高檢署）檢察官賀恩保當年指出，華定國在案發後強迫華玉換穿血衣所觸犯的妨害自由罪，已被司法判決有罪，並且定讞，如今華定國弒母卻被改判無罪，豈非兩相矛盾？賀恩保檢察官因此提出上訴。
最高法院採納賀恩保的理由，撤銷華定國的無罪判決，再度把全案發回高等法院第十二度更審。不過，此後連續五次更審，高等法院都判決華定國無罪。也就是說，從民國六十三年案發，歷經一審、二審，到民國七十四年的更十七審，華定國總計在十九次判決中，被判了十二次死刑、七次無罪。華定國徘徊在生與死之間。每一次的判決，合議庭的法官都是依法；但是，十九次的判決非黑即白、非生即死。
華定國頻頻被判死刑時，法官依法必須職權上訴；當他不斷獲判無罪時，改由檢察官屢屢上訴。然而，不管是哪一方的上訴，最高法院一概發回重新調查，以致此案更審數字越來越高，累積到了「更十八審」。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定國案終於三審定讞。未料，判決結果又是社會一陣驚呼：「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這個判決有如數學算式：
「生」＋「死」÷２＝無期徒刑
對司法來說，這道算式解決了一樁棘手的官司；但對華定國來說極其諷刺，因為這個判決結果正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經歷四千多天、上百位法官的接力調查，司法判決認定是華定國親手弒母。全案發展至此，乍看落幕。不過，後續的發展，不斷拍案驚奇。
距華定國三審定讞將近一年，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日，監察院通過一項彈劾案，多達十一位監察委員認為當初起訴華定國的檢察官郭波蒐證草率、起訴多憑臆測，並認定承辦員警穆守仁、廖大彬涉嫌連續做偽證，而決定彈劾三人。監察院一波才動，引發全案萬波隨。
穆、廖兩警有沒有做偽證？民國七十六年十月，當初起訴華定國血刃親母的台北地檢處，認定這兩名警察在司法調查華定國弒母案中做出不實證述，檢察官高金枝因此依偽證罪起訴兩警。一樁殺人命案的關鍵證人證詞，同一個地檢處在十三年前後，出現兩個不同的認定。穆守仁、廖大彬兩警被起訴，無異動搖了華定國弒母案的三審定讞真相。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華定國案在司法審判下，「又」一次真相大白。這天，由台北地方法院庭長沈銀和所組成的合議庭，在此案中做出判決上的兩個重要認定：一是穆、廖兩警偽證罪成立，二是華定國強迫養女穿上血衣頂罪的妨害自由罪名，判決無罪。也就是說，一審合議庭認定：此案兇手不是華定國！
判決這天，事隔華定國被三審定讞有罪已經超過兩年。台北地方法院的認定，無異搖撼了最高法院判決的權威。
兩名警員被起訴及判刑、華定國被控妨害自由獲判無罪，這兩個審判上的重要司法發展，在在為這齣已經演了十四年的社會大戲持續加溫，也為華定國弒母案再掀疑雲：死者究竟是誰殺的？
民國六十三年底，一審認定是華定國弒母。八年後，二審認為不是他，改判無罪。又過了五年，三審仍判定是華定國殺人，全案確定。但是，再隔兩年，一審從此案所衍生出來的兩警偽證罪中推翻三審見解，認定兇手不是華定國。
華定國弒母案是台灣社會懸疑公案，在這齣不斷寫下拍案驚奇的大戲中，創造案情高潮的編劇，正是司法。司法寫了劇情，卻沒有寫出完結篇：「兇手是誰？」
這齣連續劇的劇情，已漸漸為人所淡忘。但是，儘管隔了三十多年，這樁命案仍然牽動著台北縣石門鄉老梅村老一輩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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