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永欽（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
如果多數人讀了這本書還會瞠目結舌，可能表示大家對司法還是有一定的期待，有心改革的人就沒有理由輕言退出。
江元慶教授這本書帶給讀者的震撼，讓人突然對卡夫卡描述的司法，有了一種新的體會，fiction和non-fiction之間，原來界線如此模糊。
二十多年前曾經有一本題為「最底層」（Ganz unten）的德文暢銷書，陪我消磨了好幾個在科隆的無聊夜晚，作者偽裝混跡於土耳其工人周遭，寫下一般德國人完全不會注意到的另一個世界，記憶中好像是放在非小說類連續幾十週的第一名。顯然外勞問題還是撥動了德國人的心弦，儘管他們很想視而不見。
同樣的報導文學，可能和自己的職業和興趣關係更近，我在讀完這三個老人流浪法庭三十年的故事後，不但再次思潮澎湃，而且感到更強烈的悸動，可這本書是不是也能在台灣站上暢銷排行榜，證明台灣人也願意正視司法問題，打破兩千年的文化疏離？好像沒有那麼容易，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這本書是以正義遲延的個案作為主軸，抽絲剝繭的一層層撕開當前司法的問題，包括案件負擔，人事行政、審級制度、限量分案等等。讀到後來所有人都已經了然，這裡碰到的不只是單純的遲延問題，試想同一個案子會在司法大廈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間來來回回，「更」了十二次，前後經過三十年，上百個法官接替審理，沒有任何一位對三位當事人有任何特別的惡意，或者需要負特別多的責任….這哪裡是遲延，比較精確的說法，應該已經是系統的當機。
我不禁想起一篇早年讀到的有關法律進化的研究，作者Lawrence Friedman發現法律的演變，似乎就是朝著不斷系統化的方向前進，法律的體系越來越緊密，操作的技術越來越規範，體系內的法官每天站上生產線各自的位置，負責產出一定數量的定型化裁判，回應社會龐大的需要，即使裁判書還是記載了法官的大名，但換了誰大概都不會有不同的結果，因此法官的職位調動也不至於構成任何干擾。我們的司法，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高度─沒有包青天，也沒有喬太守，
一切都是系統。陳憲裕法官只是因為沒有完全融入系統運作而變得特別突出，因此當讀到他為司法的無能對當事人說出抱歉的時候，很難不為這樣罕見的「人性光輝」而熱淚盈眶。
報導文學的任務不是解決問題，甚至不需要提出任何可能解決的方案，只要把問題作最真實的呈現已經足夠。這本書呈現的問題是許多圈外人無法想像的，問題之間又是如此無奈的相互牽連，幾乎已經墮入某種無解的惡性循環，讀者會開始為如何跳出循環而焦急，但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的，肯定不是江元慶。
套用韋伯的概念，江教授作的只是第一步的除魅（entzaubern），文學如果能摧毀一些錯覺和誤信，讓社會科學接手整理問題，重新定義問題，就已經是很大的貢獻，真正要負起解決問題責任的，是有公權力的人。
這本書揭露的秘密是，司法會當機，就和影印機會卡紙，自動販賣機會吃錢，沒有兩樣。這本書當然還說了很多不能說的秘密，包括法官累到快病倒，還差點被彈劾，很多案子躺在法官的抽屜裡，幾個月拿出來曬曬太陽，其實連動都沒動。司法改革了十年，對於這些系統內的老問題，好像還沒看到一絲絲的曙光。
如果用法律社會學的議題化方式，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興的是從需方角度切入的「司法近用」（access）問題，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熱點則是從供方角度切入的「案件負擔」（caseload），江教授處理的就屬於後者，說起來還有更多從需方角度切入的好題材，可以去好好除魅：到底哪些人在使用司法？為什麼總是有錢的一方勝出？（Marc Galanter:Why the haves come out?）
尤其在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把法庭活動的重心逐漸從台上的法官轉移到台下的檢辯，法官不太能主動明察秋毫、伸張正義以後，法律服務市場的近用問題事實上已經變得更為迫切，這樣的改革最後是不是真的只讓能承擔得起訴訟（費用和時間）的當事人得到更大的公平，平民扶助基金可以幫助多少需要服務的中低收入者，提供什麼品質的服務？從這個角度想，台灣確實還是司法報導文學和法律社會學的處女地。
不過Friedman這篇文章最精華之處，是在指出法律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好像都會開始在形式與實質、系統與個別化之間循環，如果他的說法無誤，則即使江教授的大作受到各方重視，我們最多只會看到一陣子反系統化的反撲，持續不了多久，司法又將推向系統化的新高峰，因為這就是現代司法的特質─一個大量生產的正義分配系統。
司法的治理事實上已經變成一門很大的學問，每隔一陣子高唱入雲的改革，如果不是從這樣一個認知出發，改革者仍然停留在早期司法體制的想像，以沖到腦門的熱情組織十字軍到處尋找體制內的敵人，結果就會弄出像民國88年全國司改會那樣大而無當的幾十個決議，花很多力氣去大改機關組織，卻完全無助於access或 caseload問題的解決，徒然消耗大量本已有限的改革資源。
我不知道江教授有沒有興趣也為台灣的司法改革除除魅，有時候還真像電影駭客任務（直譯「系統母體」）裡的系統內鬥，「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最近法官法的制定已經演變為司法院、法務部的大鬥法，簡直比電影還好看，我自問還不算孤陋寡聞，但實在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的司法改革，比我們離題更遠！
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就是對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而言，司法作為一個系統，都非常「牛」，它最多只會爛在那裡，不會真的崩盤，這是我觀察義大利司法的最大心得。
江教授的大作如果寫的是義大利的個案，肯定不會暢銷，流浪法庭已經是許多義大利人生活的一部分，還有什麼看頭？因此如果多數人讀了這本書還會瞠目結舌，可能表示大家對司法還是有一定的期待，有心改革的人就沒有理由輕言退出。
我們需要的，也許是多幾本這樣非專業觀點的報告，再從更全面的角度重新定義問題、設定目標，更務實的推動改革吧。
一切都是系統。陳憲裕法官只是因為沒有完全融入系統運作而變得特別突出，因此當讀到他為司法的無能對當事人說出抱歉的時候，很難不為這樣罕見的「人性光輝」而熱淚盈眶。
報導文學的任務不是解決問題，甚至不需要提出任何可能解決的方案，只要把問題作最真實的呈現已經足夠。這本書呈現的問題是許多圈外人無法想像的，問題之間又是如此無奈的相互牽連，幾乎已經墮入某種無解的惡性循環，讀者會開始為如何跳出循環而焦急，但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的，肯定不是江元慶。
套用韋伯的概念，江教授作的只是第一步的除魅（entzaubern），文學如果能摧毀一些錯覺和誤信，讓社會科學接手整理問題，重新定義問題，就已經是很大的貢獻，真正要負起解決問題責任的，是有公權力的人。
這本書揭露的秘密是，司法會當機，就和影印機會卡紙，自動販賣機會吃錢，沒有兩樣。這本書當然還說了很多不能說的秘密，包括法官累到快病倒，還差點被彈劾，很多案子躺在法官的抽屜裡，幾個月拿出來曬曬太陽，其實連動都沒動。司法改革了十年，對於這些系統內的老問題，好像還沒看到一絲絲的曙光。
如果用法律社會學的議題化方式，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興的是從需方角度切入的「司法近用」（access）問題，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熱點則是從供方角度切入的「案件負擔」（caseload），江教授處理的就屬於後者，說起來還有更多從需方角度切入的好題材，可以去好好除魅：到底哪些人在使用司法？為什麼總是有錢的一方勝出？（Marc Galanter:Why the haves come out?）
尤其在刑事訴訟法的改革把法庭活動的重心逐漸從台上的法官轉移到台下的檢辯，法官不太能主動明察秋毫、伸張正義以後，法律服務市場的近用問題事實上已經變得更為迫切，這樣的改革最後是不是真的只讓能承擔得起訴訟（費用和時間）的當事人得到更大的公平，平民扶助基金可以幫助多少需要服務的中低收入者，提供什麼品質的服務？從這個角度想，台灣確實還是司法報導文學和法律社會學的處女地。
不過Friedman這篇文章最精華之處，是在指出法律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好像都會開始在形式與實質、系統與個別化之間循環，如果他的說法無誤，則即使江教授的大作受到各方重視，我們最多只會看到一陣子反系統化的反撲，持續不了多久，司法又將推向系統化的新高峰，因為這就是現代司法的特質─一個大量生產的正義分配系統。
司法的治理事實上已經變成一門很大的學問，每隔一陣子高唱入雲的改革，如果不是從這樣一個認知出發，改革者仍然停留在早期司法體制的想像，以沖到腦門的熱情組織十字軍到處尋找體制內的敵人，結果就會弄出像民國88年全國司改會那樣大而無當的幾十個決議，花很多力氣去大改機關組織，卻完全無助於access或 caseload問題的解決，徒然消耗大量本已有限的改革資源。
我不知道江教授有沒有興趣也為台灣的司法改革除除魅，有時候還真像電影駭客任務（直譯「系統母體」）裡的系統內鬥，「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最近法官法的制定已經演變為司法院、法務部的大鬥法，簡直比電影還好看，我自問還不算孤陋寡聞，但實在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的司法改革，比我們離題更遠！
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就是對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而言，司法作為一個系統，都非常「牛」，它最多只會爛在那裡，不會真的崩盤，這是我觀察義大利司法的最大心得。
江教授的大作如果寫的是義大利的個案，肯定不會暢銷，流浪法庭已經是許多義大利人生活的一部分，還有什麼看頭？因此如果多數人讀了這本書還會瞠目結舌，可能表示大家對司法還是有一定的期待，有心改革的人就沒有理由輕言退出。
我們需要的，也許是多幾本這樣非專業觀點的報告，再從更全面的角度重新定義問題、設定目標，更務實的推動改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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