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傳岳（萬國法律事務所創所律師、前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後，在官方與民間共同努力下，到底司法改革了多少？腳步是在長足的邁進中？抑或遲緩而無力的漫步中？甚或無長遠方向而在錯亂中？
《司法無邊》在二OO六年九月出版時，「一銀押匯案」的三位被告在更十二審獲判「無罪」，但尚未確定，在該案於二OO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審定讞後，作者江元慶先生又補寫了十一章，書名改為《流浪法庭三十年！》，完整地終結了這個令人感嘆的司法故事。我很高興、也很感謝江先生這麼做，讓國人完完整整看到法院扮演的一部又長又臭的司法審判現形戲，讓國人可以深深體會到法院怎樣摧殘人民、折磨人民，也讓我們了解到司法的病灶。江先生以資深記者的專業，對司法實務的著迷，加以鍥而不捨的敬業精神，完成這部巨作，令人敬佩。
我閱讀這本書，幾度強忍淚水，幾度擲書仰望深思。為什麼？司法令人感嘆！司法改革令人茫然！「一銀押匯案」的審判還會出現嗎？還會重複出現多久？我國的司法應該怎麼改？這些年司改的努力，又有什麼成果？往後司法會不會改得更好？
回想一九八五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成立時，我們對司法的訴求是「反干涉」、「反貪污」、「反草率」，所追求的是「獨立」、「清廉」、「效率與品質」，以建立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十四年來，人民要求司法改革的聲浪，在民國八十八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後，在官方與民間共同為司法改革努力之下，到底司法改革了多少？司改的腳步是在長足的邁進中？抑或腳步遲緩而無力的漫步中？甚或無長遠方向而在錯亂中？真的值得我們省思與檢討！
與「一銀押匯案」直接相關的司改議題是審判的效率與品質，而這個問題又直接牽涉到法官、案件量與審級三方面，茲簡要分述如下：
(一)法官方面：
我們期待有好的審判，一定要有好的法官，但好法官難求；一個好法官除了應具有做為一個法官的基本條件，如法律知識要好、社會知識要有、品格要好，尤其應具備公正、客觀、正義感、慈悲心等等外，還要有經驗、能勤奮。一般來說，初任法官，經驗不足，尚待有經驗的法官指導，所以第一審審判，改革者認為要採合議制，即三位法官合審合議。司法院曾一度在外界要求下實施除簡易事件外，一律採合議審，但後來法官辦案負擔大，無法承受，又改為輕罪案可採獨任制，這是迫於現實的無奈，也是改革的挫折。而法官的產生，不是一夕可得，也不能速成。依現制，司法官考試錄取後，受訓二年，再候補三年，才能補實，候補期間已可辦案，應該僅能參與合議庭審判，不過似乎仍有獨任審判的情形。總之，在法官養成不易及人數有限的情況下，又如何去面對與日俱增的案件壓力？
我們都會同意法官不是聖人，也不是超人，而是人；既然是人，就有身心的極限。我們期望法官能在體力與心力正常的情況下辦案，辦案品質才能正常，換句話說，法官在正常審判的運作下，就有水準以上的品質，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使盡力氣(至少要用很大的體力與心力)，也不是對哪一件或哪些件特別要掏出良心來(而是件件都要憑良心)，才能辦好案子，所以國家要給法官有能正常辦好案的有形、無形(包括身心)的工作環境與條件(包括案件量)，如果國家無法做到這點，那又如何能苛求法官呢？否則只會讓法官「以病、以去、以死」而已，這又讓人何等不忍！司法改革能為法官做到上述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嗎？在此，對「一銀押匯案」更十二審的受命法官陳憲裕深深致敬。
(二)案件量方面：
案件量一直是司法揮之不去的夢魘，像是與時俱進似的，案件量一直在增加，每個法官的案件量都超過他的身心能量範圍，如此，如何要求法官辦好每一個案件？但無論如何，這是司法改革必須要去突破的，要努力去想去做的事。
過去在實施交互詰問制度時，為了使法院刑事案件不至於太多而影響新制審判的運作，有限制自訴、降低檢察官起訴案件等等措施（同時也賦予檢察官更多的權限，譬如緩起訴、認罪協商等配套措施），初期檢察官的起訴率維持在15%左右，則刑庭案件負擔尚好。之後，據說起訴率漸高，刑庭案件負擔也越來越大，如此案件量大，必然影響審判效率及品質，不知目前又有什麼具體措施可以有效疏解刑事案件？
在解決案件量的課題，努力去想，必有各式各樣的作法，例如小案小辦，大案大辦，是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像傳說的，有些高院法官受不了更審的折磨，做出小案大辦，大案小辦手法，則屬罪孽)；再不然像最高法院的限量辦案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與其草率冤抑，不如忍耐等候，如果人民不滿，引起公憤，也正是喚起國人(尤其司法院及立法院)來真正解決問題的契機，不知國人及在位者怎麼想？
(三) 審級方面：
目前制度原則上三級三審，而最高法院(三審)得無限制次數的發回高等法院(二審)更審（所以「一銀押匯案」才會有十二次更審），至今仍然。 翁岳生院長時代的改革方案：以全國司改會議結論為依據，擬建構「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第一審為堅實的事實審，第二審為「事後審」，第三審為嚴格的「法律審」。改革至目前的情形：雖然交付詰問制度的實施，有利真實事實的發現，嚴格證據法則的採行，有利於被告人權的保障，但是第一審尚未成為堅實的事實審。第二審的事後審，因而尚未實施，第二審為覆審屬性的事實審仍然存在。前司法院有意修法建制二審為事後審，但為律師界及民間團體反對，因為影響人民上訴二審的權益，認為「一樓水泥未乾，不能遽蓋二樓」，因此第二審的事後審無法建立。第三審的嚴格法律審更屬免談。第三審無限制還回第二審的問題，尚無任何有效改革的措施。
如果目前司法院尚無解決審級問題的整套辦法，也可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司法院直接提案於立法院修法，限制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更審只能一次或若干次，至少可消除「十二更」的夢魘與折磨，不知在位者作何想法？再說，審級不是神的定律，而是人的設計，可以一審確定，也可以一百審確定，我們既然認為多次更審不好，為什麼不能儘快修改呢？
除上述三方面外，另有與刑事審判相關，影響刑事審判甚大，而非法院能控制及改善的，則是法院案件上流的檢察官偵查及更上流的警調調查問題。如果警調調查的水準不提高（如發生刑求，偽證、不當訊問、不實筆錄等等）, 檢察官偵查及起訴品質不改善（日本檢察官案件起訴經法院判決者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我個人並不是說這是絕對好的），則案件下流的法院，又如何期待它能有好的裁判?!
如果上述的問題沒有辦法有效解決，怎能期待類似「一銀押匯案」的審判不會再發生?!
祈求上天慈悲，讓台灣的司法改革儘早成功！
與「一銀押匯案」直接相關的司改議題是審判的效率與品質，而這個問題又直接牽涉到法官、案件量與審級三方面，茲簡要分述如下：
(一)法官方面：
我們期待有好的審判，一定要有好的法官，但好法官難求；一個好法官除了應具有做為一個法官的基本條件，如法律知識要好、社會知識要有、品格要好，尤其應具備公正、客觀、正義感、慈悲心等等外，還要有經驗、能勤奮。一般來說，初任法官，經驗不足，尚待有經驗的法官指導，所以第一審審判，改革者認為要採合議制，即三位法官合審合議。司法院曾一度在外界要求下實施除簡易事件外，一律採合議審，但後來法官辦案負擔大，無法承受，又改為輕罪案可採獨任制，這是迫於現實的無奈，也是改革的挫折。而法官的產生，不是一夕可得，也不能速成。依現制，司法官考試錄取後，受訓二年，再候補三年，才能補實，候補期間已可辦案，應該僅能參與合議庭審判，不過似乎仍有獨任審判的情形。總之，在法官養成不易及人數有限的情況下，又如何去面對與日俱增的案件壓力？
我們都會同意法官不是聖人，也不是超人，而是人；既然是人，就有身心的極限。我們期望法官能在體力與心力正常的情況下辦案，辦案品質才能正常，換句話說，法官在正常審判的運作下，就有水準以上的品質，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使盡力氣(至少要用很大的體力與心力)，也不是對哪一件或哪些件特別要掏出良心來(而是件件都要憑良心)，才能辦好案子，所以國家要給法官有能正常辦好案的有形、無形(包括身心)的工作環境與條件(包括案件量)，如果國家無法做到這點，那又如何能苛求法官呢？否則只會讓法官「以病、以去、以死」而已，這又讓人何等不忍！司法改革能為法官做到上述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嗎？在此，對「一銀押匯案」更十二審的受命法官陳憲裕深深致敬。
(二)案件量方面：
案件量一直是司法揮之不去的夢魘，像是與時俱進似的，案件量一直在增加，每個法官的案件量都超過他的身心能量範圍，如此，如何要求法官辦好每一個案件？但無論如何，這是司法改革必須要去突破的，要努力去想去做的事。
過去在實施交互詰問制度時，為了使法院刑事案件不至於太多而影響新制審判的運作，有限制自訴、降低檢察官起訴案件等等措施（同時也賦予檢察官更多的權限，譬如緩起訴、認罪協商等配套措施），初期檢察官的起訴率維持在15%左右，則刑庭案件負擔尚好。之後，據說起訴率漸高，刑庭案件負擔也越來越大，如此案件量大，必然影響審判效率及品質，不知目前又有什麼具體措施可以有效疏解刑事案件？
在解決案件量的課題，努力去想，必有各式各樣的作法，例如小案小辦，大案大辦，是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像傳說的，有些高院法官受不了更審的折磨，做出小案大辦，大案小辦手法，則屬罪孽)；再不然像最高法院的限量辦案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與其草率冤抑，不如忍耐等候，如果人民不滿，引起公憤，也正是喚起國人(尤其司法院及立法院)來真正解決問題的契機，不知國人及在位者怎麼想？
(三) 審級方面：
目前制度原則上三級三審，而最高法院(三審)得無限制次數的發回高等法院(二審)更審（所以「一銀押匯案」才會有十二次更審），至今仍然。 翁岳生院長時代的改革方案：以全國司改會議結論為依據，擬建構「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第一審為堅實的事實審，第二審為「事後審」，第三審為嚴格的「法律審」。改革至目前的情形：雖然交付詰問制度的實施，有利真實事實的發現，嚴格證據法則的採行，有利於被告人權的保障，但是第一審尚未成為堅實的事實審。第二審的事後審，因而尚未實施，第二審為覆審屬性的事實審仍然存在。前司法院有意修法建制二審為事後審，但為律師界及民間團體反對，因為影響人民上訴二審的權益，認為「一樓水泥未乾，不能遽蓋二樓」，因此第二審的事後審無法建立。第三審的嚴格法律審更屬免談。第三審無限制還回第二審的問題，尚無任何有效改革的措施。
如果目前司法院尚無解決審級問題的整套辦法，也可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司法院直接提案於立法院修法，限制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更審只能一次或若干次，至少可消除「十二更」的夢魘與折磨，不知在位者作何想法？再說，審級不是神的定律，而是人的設計，可以一審確定，也可以一百審確定，我們既然認為多次更審不好，為什麼不能儘快修改呢？
除上述三方面外，另有與刑事審判相關，影響刑事審判甚大，而非法院能控制及改善的，則是法院案件上流的檢察官偵查及更上流的警調調查問題。如果警調調查的水準不提高（如發生刑求，偽證、不當訊問、不實筆錄等等）, 檢察官偵查及起訴品質不改善（日本檢察官案件起訴經法院判決者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我個人並不是說這是絕對好的），則案件下流的法院，又如何期待它能有好的裁判?!
如果上述的問題沒有辦法有效解決，怎能期待類似「一銀押匯案」的審判不會再發生?!
祈求上天慈悲，讓台灣的司法改革儘早成功！
0 意見:
張貼留言